所以《史记•平淮书》中说：“魏用李克，尽地力为强君。自是之后，天下争于战国，贵诈力而贱仁义，先富有而后推让。故庶人之富或累巨万，而贫者或不厌糟糠；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，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。”土地私有的出现，也造成了贫富不均的情形。这主要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，商人对粮食操纵的必然结果。商人操纵粮食的方法是贱价向农民买入，高价卖给人民，因而造成“籴甚贵伤民，甚贱伤农；民伤则离散，农伤则国贫”。由于农伤，所以农夫“常困”而“有不劝耕之心”（《汉书•食货志上》）。
因此，李悝又实行了一种“平籴法”，就是“上熟，其收自四（四倍，收六百石），余四百石；中熟自三（三倍，收四百五十石），余三百石；下熟，自倍（收三百石），余百石。小饥，则收百石；中饥，七十石；大饥，三十石。故大熟，则上籴三而舍一；中熟，则籴二；下熟，则籴一，使民适足，贾（价）平则止。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，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，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，而籴之。故虽遇饥馑水旱，籴不贵而民不散，取有余以补不足也”（《汉书•食货志上》）。这个政策，除了鼓励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外，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就是经济上的国君集权。前云的“仁义”和“推让”是宗法制度的道德观念，而李悝经济政策的实施，就大大地打击了宗法的道德观念，所以司马迁云：“贵诈力而贱仁义，先富有而后推让。”
李悝的《法经》，今虽不传，但从《晋书•刑法志》中可以得知其内容分为《盗法》、《贼法》、《囚法》、《捕法》、《杂法》和《具法》六篇。李悝“以为王者之政，莫急于盗贼”，因而把惩罚“盗”“贼”作为封建统治的首要任务，把《盗法》、《贼法》列为《法经》之首。李悝认为“盗贼须劾捕，故著《囚》（原误作“网”）、《捕》二篇。”《杂法》包括惩罚“轻狡、越城、博戏、借假、不廉，淫侈、逾制”等六种违法行为的条文，规定了对于赌博、盗窃官府印信、贪污贿赂以及僭越逾制和议论政府法令等的惩治办法。《具法》是“以其律具其加减”，就是根据不同情况，对于犯法者加重或减刑的规定。李悝的《法经》内容中虽然也有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条文，但其主要部分在于镇压和防止农民的反抗斗争，是一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典。这部《法经》“商君受之以相秦”（以上均见《晋书•刑法志》）；“汉相萧何，更加悝所造谓九章之律”；“魏因汉律，为一十八篇”，“晋命贾充等，增损汉魏律，为二十篇”；“宋、齐、梁及后魏，因而不改，爱至北齐隋因北齐唐因于隋，相承不改”（《唐律疏义•名例》）。由此可见，李悝的《法经》不但为后世法家提供了法典依据，而且又对后来的中国有深远的影响。
此外，李悝又主张要禁“技巧之民”，他说：“雕文刻镂，害农事者也：锦绣纂组，伤女工者也。农事害，则饥之本也；女工伤，则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，则国贫民侈”（《说苑•反质》）。他还主张“夺淫民之禄，以来四方之士”，实行“食有劳而禄有功”（《说苑•政理》），所谓“淫民”，就是没落的公族封君之后。这样一来，也就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，改为按功劳大小而分别授予职位和爵位，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。
在军事上，李悝起用吴起，严格挑选兵士，“以武卒奋（师古曰：“奋，兴起。”）”（《汉书•刑法志》）。这种“武卒”，乃是“衣三属之甲、操十二石之弩；负服矢五十个，置戈其上，赢三日之粮，日中而趋百里。中试则复其户，利其田宅”（《荀子•议兵》）。我们知道，春秋时代，本无常备兵，至吴起设置后，需“中试”，并且有一定的待遇为“复其户，利其田宅”，就使当时的战斗力有了提高，魏国在战国初年也就成了一个最为富强的国家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